《中山狼》
　　康海的出名，主要因为他写过一部杂剧《中山狼》。《中山狼》杂剧是根据明人马中锡的寓言体小说《中山狼传》改编而成，四折，写东郭先生冒险救子中山狼，使它逃过了赵简子的猎杀。中山狼脱险后，恩将仇报，反欲吃掉东郭先生。东郭先生大恐，幸遇杖藜老人，将狼骗进书囊杀死。作品流露了对当政的统治集团人物的不满。第四折中杖藜老人说：“那世上负恩的好不多也！那负君的受了朝廷大俸大禄，不干得一些儿事，使着他的奸邪贪佞，误国殃民，把铁桶般的江山败坏不可收拾。”词锋显然是有所指的。旧传此剧为影射李梦阳负恩而作，明沈德符《顾曲杂言》说：“填词出才人余技，本游戏笔墨间耳，然亦有寓意讥讪者。如……康对山之《中山狼》，则指李崆峒。”此剧关目曲致，曲文自然朴质。剧中狼、老牛、老杏开腔说话，情态逼真，带有童话色彩。前人称此剧“独摅澹宕，一洗绮靡，直掩金、元之长，而减郑、关之价矣。韵绝！快绝！”（沈泰《盛明杂剧》评语）誉之虽过，但此剧在明前期剧坛上确实是一部有思想内涵和艺术性的作品。王九思和康海在文学创作上是主张复古的，这也反映到其杂剧作品上，即基本延续元杂剧一角主唱的惯例，在曲词上也追摹元曲的风味。但剧作在内容上的新意和单折短剧的体式，也表现出明代杂剧的一些新变化。

《对山集》
　　康海的集子叫做《对山集》，共十卷。集中有许多记游的诗章，但是没有一首明确提到在扬州的经历。有一首《植树》诗云：“此日春气和，万木俱含秀。况我山林居，园列颇成就。”稍稍让人联想到扬州康山草堂。还有一首《怀金可卿》诗云：“珍味安能通俗口，广陵之散谁可传。”这是他唯一提到“广陵”的地方。
　　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最大的根雕作品，叫做“流云槎”，据说是康海在扬州的遗物。“流云槎”用天然榆树根制成，形似紫云，可作卧榻，原藏于扬州康山。入清后先归江春，阮元购得后转赠麟庆，麟庆将它携回北京半亩园，其后人捐赠给故宫博物院。

散曲
　　康海的散曲，今存套数30余首、小令200余首，曲作的主要内容一是抒发其愤世嫉俗的情怀，如“真个是不精不细丑行藏，怪不得没头没脑受灾殃。从今后花底朝朝醉，人间事事忘。刚方，溪落了膺和滂；荒唐，周全了籍与康”（《雁儿落带过得胜令》）。表现了他自认为无辜遭殃的满腹牢骚，并夹杂着几分玩世不恭的幽默。二是倾吐其徜徉山水的闲情逸致，如《叨叨令》、《秋兴次渼陂韵》就着重表现了作者对“有时节望青山看绿水乘嘉树，有时节伴渔樵歌窈窕盟鸥鹭”生活的欣喜之情。他的散曲一般都写得豪放爽健。但有时过多的生造和堆砌词藻，是其缺点。

　　康海（1475～1540）字德涵，号对山、沜东渔父，西安府武功县人（今陕西省武功县武功镇浒西庄人）。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一年（1475）六月二十日，死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（1540）十二月十四日，享年66岁。

　　康海自幼机敏，童年事邑人冯寅为蒙师，习小学，“凡洒扫应对之属”，冯出仕后，又入关中理学名家习毛诗。成化二十二年，其父康镛从平阳知府任上归田，尝为之讲授古今贤圣掌故，期其效法。父退，海嬉戏如忘，父怒欲捶楚，问所授，海从容复述无可责。

　　孝宗弘治七年（1494）入县学，时提学副使杨一清督学陕西，见海文，盛赞其才，言必中状元。24岁与三原马理同举于乡，次年赴京会试落榜。弘治十五年（1502），海28岁复参与会试，顺利通过殿试对策称旨。遂登进士第一，大魁天下。康海在殿试对策中，仗义执言，力陈改善吏制，裁汰庸官，重用才智之士，兴利除弊，升为翰林院修撰兼经筵讲官，曾参与修宪宗、孝宗两朝实录。武宗正德三年（1508）李梦阳入狱，为救文友，海往见同乡刘瑾，通宵畅饮，不日梦阳获释。八月，海奔母丧，途经顺德遇盗。正德五年（1510）八月，刘瑾事发，被脔割3357刀，凌迟处死。海以同乡受其株连，被削职为民。梦阳不曾进一言以救。遂以文为身累，倦于修辞。乃曰：“辞章小技耳，壮夫不为，吾咏歌舞蹈泉石间矣！”曾有人劝他向朝廷申辩其冤，以图起复，海断然拒绝。

　　从此放形物外，寄情山水，广蓄优伶，制乐府、谐声容，自操琵琶创家乐班子，人称“康家班社”。与户县王九思共创“康王腔”，扶植周至张于朋、王兰卿组建张家班。曾广集千名艺人，参与秋神极赛活动。自己因谴责李梦阳写成的杂剧《中山狼》和《王兰卿服信明忠烈》杂剧，被之管弦，自此俳优。在康家班基础上组建的张家班，又名华庆班，在历史上活动长达500年之久。为重振北曲，为秦腔艺术的发展，建树了不朽的功勋。

　　海放歌泉林30余年，初衷不改。殁时。除诗文集外康，还著有散曲集《沜东乐府》、诗文集《对山集》、杂著《纳凉余兴》、《春游余录》等，尤以《武功县志》最为有名。评者认为康海编纂的《武功县志》体例严谨，源出《汉书》，“乡国之史，莫良于此。”后世编纂地方志，多以康氏此志作为楷模。因为文学理念相近，加上同时尊崇复古文风，与李梦阳、何景明、徐祯卿、边贡、朱应登、顾璘、陈沂、郑善夫、王九思等号称“十才子”，又与李梦阳、何景明、徐祯卿、边贡、王九思、王廷相号称“七才子”，亦即文学史上的明代“前七子”。

　　康海不仅以他创作的诗文以及杂剧而闻名，成为明朝中期七才子的核心，而且在官场刚正不阿，藐视权贵，颇具秦人风范。康海和李梦阳、何景明等七才子一起，触权贵，骂奸党，指责时弊，弹劾刘谨。正德元年（1506），太监刘瑾专擅国政，刘瑾是兴平县人，以其与康海为同乡，又风闻康海的才名，企图拉拢康海作为同党，康海一直不肯去见刘瑾。恰巧李梦阳因为代尚书韩文草拟弹劾刘瑾的奏章，事情暴露后，刘瑾加给李梦阳其他罪名，将其逮捕人狱，准备处死。李梦阳从狱中给康海递了一张纸条，上写“对山救我”四字。“对山”为康海的别号。康海义不容辞，虽然一直不肯登刘瑾之门，但为了朋友，只得硬着头皮去拜谒刘瑾。刘瑾听说康海登门求见，高兴万分，急忙跑出去迎接，下榻时十分匆忙，连鞋也没有穿正，倒足汲着鞋跑出门迎接，并将康海奉为上宾。康海在刘瑾面前，多方为李梦阳辩解，刘瑾一心想拉拢康海，遂看在康海面上，第二天便释放了李梦阳。过了一年，即正德五年（1510），刘瑾因谋反罪被朝廷处死，朝廷清查刘瑾一案，康海因与刘瑾有过来往，遂被列为同党，削职为民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已经官复原职的李梦阳，不但不为曾救自己一命的朋友两肋插刀，反过头来倒打一耙，诬陷嫉害。 康海回家之后，“以文为身累，遂倦于修辞”。他认为“辞章小技耳，壮夫不为，吾咏歌舞蹈于泉石间已矣，何以小技为哉！”他与朋友、同乡王九思遭遇相似，志趣相投，于是经常在其家乡沜东及王九思的家乡鄠县（今户县）一带，携带歌姬舞女畅饮，创作乐曲歌辞，自比为乐舞谐戏的艺人，以寄托其忧郁苦闷的心情。

　　同时渼陂（王九思号）亦第一，两人失志遭迁谪，绝调康王并盛名，昆仑摩挲无颜色！”一次，康海在扬州焦山弹奏琵琶后，倾倒观者，后人遂将焦山易名“康山”，以示纪念。康海被革职后，在家闲居了整整30年，遗命以山人巾服成殓。检其遗资“借金百余”，而大小鼓却存有300多副。

　　官场不幸秦腔幸。康海为为秦腔艺术的发展，建树了不朽的功勋。

　　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有现实意义，但由于过分强调复古，文学的创造性显得不足，有的甚至沦为“高处是古人影子耳，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”，给文坛带来新的流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