著作

　　《春秋传》、《资治通鉴举要补遗》一百卷，《文集》十五卷，《宋史》立传，《宋元学案》中的《武夷学案》

　　理学思想

　　胡安国推崇理学思想中的体元与正心。他说：“即位之一年必称元年者，明人君之用也。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天之用也；至哉坤元，万物资始，地之用也。成位乎其中，则与天地参。故体元者，人主之职；而调元者，宰相之事。元，即仁也；仁，人心也。”认为“元”的体是仁，是仁人之心。“元”之质即在心之内，吾心通过“践仁”“体元”达到与“元”合二为一，将宇宙之“元”归入人的本心，凸显了心在体认天理中所起的作用。他说：“谓一为元，则知祖述宪章，以体元为人主之职。元者何？仁是也。仁者何？心是也。建立万法、酬酢万事、师驭万夫、统理万国，皆此心之用也。尧舜禹以天下相授，尧所以命舜。禹首曰：人心惟微，道心惟微。周公称乃考文王。惟克厥宅心、乃克立玆常事。故一心定而万物服矣。”他认为“元”，就是人主的“道德之元”，人主要“体元”，“体元”的过程，就是以身践仁，就是令君心合于天心，就是强调“人心”必须合于“道心”。胡安国以“心”释“仁”，以“心”为“元”的目的，就是要强调在“明人君之用”的基础上，尽人君之能，正如其所说：“建立万法酬酢万事，师驭万夫，统理万国，皆此心之用也。”

　　认为四端五典万事万物是心之用的具体表现，无不统于人之心体，受人之心体的支配和控制。其言曰：“四端五典，起灭心也，有所谓自本自根、自古以固存者，即起灭心事也。不起不灭，心之体；方起方灭，心之用。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，能操而长存者，动亦存，静亦存，虽百起百灭，心固自若也。” 又说道：“放而不知求者，静亦亡，动亦亡，燕居独处，似系马而止也。事至物来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矣。是以善学者，动亦察，静亦察，无时而不察也。持之以敬，养之以和，事至物来，随感而应，言居独处，亦不坐驰，不必言致其精明以待事物之至也。”

　　讲涵养本心，随感而发，但又说明了以致知和诚意为正心的工夫。由致、穷而不昧本心，以求圣门之学，最终以至修身而达天下国家。胡安国说：“圣门之学，则以致知为始，穷理为要，知至理得，不昧本心，如日方中，万象必见，则不疑其所行而内外合也。故自修身至于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矣”。他的圣门之学关键是不昧本心，以达圣门之事业。

　　承认良知具有先知先能作用的本领：“夫良知不虑而知，良能不学而能，此爱亲敬长之本心也。儒者扩而充之，达于天下，立万世之大经，经正而庶民心兴、邪、息矣。”良知是人之本心，可先知先能，具备良知，可以爱亲敬长；若儒者加以扩充而推广到天下，可以由内圣开外王。

　　通过穷物物之理，使心与万物之理沟通，实现内外合一，然后求诸本心而尽心。他说：“无所不在者，理也；无所不有者，心也。物物致察，宛转归己，则心与理不昧，故知循理者，士也；物物皆备，反身而诚，则心与理不违，故乐循理者，君子也。天理合德，四时合序，则心与理一，无事乎循矣，故一以贯之，圣人也。”这样无所不在的理与无所不有的心，就达到了内外沟通。因此他又有言“知至理得，不迷本心，如日方中，万象毕现，则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”。

　　把心、理当做认识万事万物、以达圣门事业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手段，即作为人心、物理外在表现的四端、五典，通过充、惇、就可达到“性成而伦尽矣”。 [10]  他说：“圣人之教亦多术，然其要，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。欲得此心者，惟志圣人所示之学，循其序而进焉。至於一疵不存、万理明尽之后，则其日用之间，本心莹然，随所意欲，莫非至理。”这种“心与理一”之所在，即落实为“性”，穷理的目的便是尽性。他说：“穷理尽性，乃圣门事业。物物察，知之始也。一以贯之，知之至也。”“四端固有，非外铄；五典天序，不可违。在人则一心也，在物则一理也。充四端可以成性，惇五典可以尽伦，性成而伦尽，斯不二矣。”

　　幼时能背诵《训童蒙韵语》，十五岁到州学就读。一天州学前演出大戏，州学学生都弃学外出看热闹，仅安国一人安心诵读，州学老师非常感动，赏赠他纸笔佳砚。早年拜程颢、程颐弟子杨时为师，研究性命之学。

　　两年后，入太学学习。胡安国入太学后，以理学家程颐之友朱长文及靳裁之为师。靳裁之与他讨论经史大义，非常器重他。

　　北宋哲宗绍圣四年（1097年），胡安国参加科举考试，主管廷试的考官定他为第一，宰相以他的试卷里没有诋毁元政治的言语，降低了他的名次。哲宗又提拔为第三名。任命他为太学博士。提举湖北路学事。旋改使湖南路学事。徽宗、钦宗朝升迁数职，皆辞不就。 

　　北宋政和元年（1111年），胡安国任职成都府。

　　北宋政和二年（1112年），遭母亲丧事，迁居到江东。恰巧父亲又去世，他便对弟子说：“我过去做官是为二老双亲，如今即使有万贯俸禄我又给谁呢？”从此就称病退出仕途，在父母墓旁建造房屋，耕田种地以自给，准备终老于此。 

　　宣和五年（1123年）始撰《春秋传》。

　　北宋宣和末年（1125年），别人荐举胡安国担任屯田郎，他推辞了。

　　宋钦宗继位（1126年），任命他为太常少卿，他又推辞了；再任命他做起居郎，他还是推辞。钦宗颁旨催促他，他到了京师，以有病为由请假。钦宗召见他，他启奏说：“贤明的君主以倡导学术为最急之事，圣人之学以端正心术为要害，心是万事之宗，正心是判断事情掌理万物的前提，希望皇帝能提拔那些精通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的人，虚心向他们咨询，尽量发掘他们过人的智能。”又说：“国家一定要有稳定不变的政策，谋议既然定下来了，君臣就一定遵守，这样，设想的事就可以做成，治理天下的功业也可以确立。如今皇帝登基临朝已经半年了，而朝廷法纪制度还处于混乱状态，社会风气日益败坏；施政方针老出现违背常理的内容；大臣相互排挤，结党营私的苗头已经出现；各种职位和事物都有人在暗中追求，各种谗言蜂起；用人失当；颁布一项政令竟数度变更，导致臣民无法信任朝廷。若不扫除这些旧习，乘势改弦易辙，恐怕大厦一旦倾斜，不可能再扶正。请皇上征求大臣的意见，让他们各陈己见。若是大臣的策略有不足，则参用台谏之臣的意见；若台谏之臣辩驳不当，则专用大臣谋划的方法。要在朝中由众臣提出自己的看法，由皇帝做最后决断，以此做为治国之策，依次施行。敢有动摇基本国策的，必受惩罚，决无赦免。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实践，新政能够推广，中兴大业必能成功。”  

　　南宋绍兴元年（1131年）为中书舍人兼侍讲，上《时政论》21篇，其内容包括定计、建都、设险、制国、恤民、立政、尚志、正心、养气等。其《定计》篇大意说：“陛下登基已经六年了，要是建都，则未必有一定能坚守的地点；要是征讨贼寇，则未必有不再变动的策略；要是建立政事，则未必有一定能执行不再反复的政令；要是任用官吏，则未必有一定能信任不疑的臣子。舍弃今天这个机会不再图强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”其《建都》篇大意说：“宜定都建康（南京）以邻近关中、河内，作为复兴的基业。”其《设险》篇大意说：“要想巩固长江上游，必须保有汉水、沔水；要想巩固长江下游，必须守住淮水、泗水；要想巩固长江中游，必须以重兵镇守安陆。”其《尚志》篇大意说：“应当立下一定能恢复中原、去恭敬地祭祀先帝陵寝的志向；应当立下一定能扫除敌寇，奉迎二帝回国的志向。”其《正心》篇大意说：“当务之急是军务，希望能选拔正直的臣子，具备见多识广、为国分忧、敢于直言的品质，安排在皇帝左右，从早到晚与皇帝讨论国事，以求协助皇帝决策。”其《养气》篇大意说：“用兵之胜负，军队之强弱，将帅之勇怯，都与人君所养之气有直接关系。但愿君主多注意为善，注意更新自己的道德修养水准，使他颁布的政令能够在中国执行，让百姓信服而又能让夷狄知道，使刚正之气充满天地之间，这样君王就可以使天下安定了。”复任为给事中，到职十余日求去，携家寓居湖北荆门。荆门一带兵荒马乱，准备迁居。 

　　南宋绍兴二年（1132年），适逢湘潭士人黎明、杨训备船迎接，于是溯湘江抵湘潭，至碧泉定居，遂落籍湘潭。筑碧泉书堂，著书讲学，从游弟子数十人，潜心续撰《春秋传》。胡安国志在经世济民，感于时事，往往借《春秋》寓意，不拘章句训诂，成为宋代理学家以义理治《春秋》的代表作。 

　　绍兴五年（1135），因胡安国修纂的《春秋传》成书，朝廷任命他为提举万寿观兼侍读。胡安国还未就职，谏官陈公辅上疏攻击那些自称是继承了程颐之学的人。胡安国的奏疏上达朝廷，陈公辅等人则抨击胡安国的观点荒唐。改任胡安国永州知州，胡安国推辞未就任，后又改提举太平观，升宝文阁直学士。

　　南宋绍兴八年四月（1138年），胡安国逝世，葬隐山，朝廷破格赐谥文定。

　　南宋绍兴八年六月至八月，宋高宗赐金、帛委命湖南监司安置丧事，由潭州官府所建。